憨厚的笑容、普通的穿着打扮，这是“农民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朱有勇留给很多人的第一印象，熟悉他的人知道，他是一个在国际生物多样性控制植物病害研究方面的杰出人才，同时还有全国农业先进科技工作者、全国十佳“三农”人物等众多头衔。１９５５年１１月出生的朱有勇如今已年届六十，是什么让他从一个农民的孩子成长为一名中国工程院院士？１２月２８日，“农民教授”朱有勇向记者讲述了他根植云岭大地、情系三农发展的科技人生。

　　朱有勇出生在云南个旧的一个农村家庭，小时候就娴熟耕田耙地插秧收稻。“小学和中学时，我一直成绩平平，１９７７年恢复高考时，因为考分较低，被录取到了云南农业大学。”说到这里，朱有勇和大伙都笑了。

　　上大学后，自觉太“笨”的朱有勇开始如饥似渴的学习，大学课本他能从第一页背到最后一页。１９８２年他留校任助教，两年后考研究生，考卷上有一道题为“追溯世界农业历史，依赖化学农药控制病害不足百年，在几千年传统农业生产中，利用什么控制病虫害？”朱有勇回忆，这道题他完全不会，但这个难题却深深地烙在了他心里，激发了他浓厚的研究兴趣。

　　３０年来，围绕这道不会回答的考题，朱有勇开启了从事生物多样性控制病害的研究事业。通过研究，朱有勇发现单一品种大面积种植易造成病害流行，致使农药用量大幅增加，对生态环境、食品安全和粮食生产构成潜在危机，世界各国从育种角度提出了“多系品种”、“水平抗性”、“聚合抗性育种”等解决这一植物病理学领域难题的途径，但因技术难度大，局限了推广应用。

　　朱有勇带领其团队，经过系统研究，逐一回答了利用生物多样性解决病害的三个关键问题，即：能否控制病害？何为控病机理？能否推广应用？开创性地从栽培角度探索了利用作物多样性时空优化配置控制病害的新途径，其标志性研究结果在Ｎａｔｕｒｅ上作为封面文章发表，在国内外产生了较大影响。在理论创新的基础上，研发了一系列作物多样性控制病害新技术，在国内外累计推广应用上亿亩，实践检验了作物多样性控制病害理论，产生了显著的社会经济效益。

　　截至目前，朱有勇已主持完成国家９７３项目、８６３项目、重大高新技术项目和国际合作项目２０余项，在Ｎａｔｕｒｅ、Ｐｈｙｔｏ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ｙ、ＢｉｏＳｉｃｅｎｃｅ、ＰＬｏＳＯＮＥ等国内外学术刊物发表论文１６０余篇、出版专著５部，获发明专利２０余项，获国际、国家和省部级科技奖１２项，其中联合国粮农组织国际稻米年科学研究一等奖１项、国际农业磋商组织优秀奖１项、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１项、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１项、云南省自然科学研究一等奖１项、云南省科学技术特等奖１项、云南省科技进步一等奖３项。

　　在这些科技成果中，朱有勇率领团队完成的学术论文“水稻遗传多样性及病害控制”（Ｇｅｎｅｔｉｃ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ｉｎ　Ｒｉｃｅ）在２０００年８月的Ｎａｔｕｒｅ杂志上作为封面文章发表，并以热点和亮点论文被专题评论，得到国内、国际科学界的高度评价和普遍认可。这是我国科技界在该杂志上发表的第一篇植物保护学科方面的科技论文。经教育部科技查新工作站检索，２０００年至今，该论文的总被引频次达１１５２次，其中ＳＣＩＥ中引用４２５次，被ＥＳＩ数据库中全球前１％的高水平论文引用１２次，Ｎａｔｕｒｅ杂志引用５次，Ｓｃｉｅｎｃｅ杂志引用６次，ＰＮＡＳ引用５次。单篇引用率在国际相关领域排名前列，在我国植物病理学领域排名第一。

　　 “生物多样性控制病虫害研究有三个阶段，分别是遗传多样性、物种多样性和生境多样性研究，目前我们的研究只完成了前两个阶段。”即便已经到了退休年龄，但朱有勇表示，他打算继续研究生境多样性与病虫害生态控制的理论与实践，打造国际跨境生态安全特色学科，深入开展香格里拉干冷河谷生境特色酒庄酒研发、低海拔河谷生境冬季马铃薯产业研发、热带亚热带丘陵生境三七中药材产业研发、热带亚热带山岭生境普洱茶生态防控等课题，探索元阳梯田生境的科学之谜，为区域经济发展及“一带一路”农业走出去作出新的贡献。

朱有勇成长于农村，收获于土地。他把与土地相亲、与农民相亲作为自己一生的梦想和从未改变的人生坐标。这位喜欢被别人称呼为“农民教授”的学者毕生爱农学农、心系三农，把论文写在祖国广袤的土地上，着力推进现代生态农业建设、保障粮食安全、加强生态环境保护，谱写出了中国梦云南篇章中的一笔浓墨重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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