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的澜沧（全称“澜沧拉祜族自治县”）已进入雨季，这个位于滇南的热带县98%都是山区。驱车行驶在村落间的盘山路上，迎面扑来的是几十种叫不上名字的植物和不绝于耳的鸟鸣，这里的森林覆盖率在60%以上，被称为“天养之地”。

优渥的自然条件让人安逸。澜沧县东临澜沧江，南与缅甸接壤，国境线长80563公里，为云南省面积第二大县。县域内少数民族占常住人口的79.46%。对传统的拉祜族人来说，用唱歌、跳舞来感谢自然的恩赐，远比起早贪黑劳作更寻常。这种对自然的崇拜也会标记在房屋上，简化的牛头和孔雀代表着佤族和傣族，金色的葫芦则是拉祜族的标志。

“少数民族的自然崇拜、大山大江的阻隔和相对滞后的开发，保护了当地的原始生态，但也是这些地区封闭、落后、群众贫困的原因。”云南省普洱市委书记卫星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按照农村人均低保标准3200元/年来计算，澜沧县目前尚有建档立卡贫困人口12.04万人，占全县总人口的近1/4，是云南省27个、普洱市2个深度贫困县之一。

同时，因落后而得以保护的绿色生态也是澜沧县跨越式发展的后发力量。在崇山密林之间，澜沧县的耕地保有量为31.3万亩，人均6.3亩，为内地农民的4～5倍;县域内大小河流153条，其中澜沧江过境142公里，水资源充裕;作为普洱茶的故乡，全县有11.8万亩野生茶树。

“当科技与落后、富足与贫困、现代化与直过民族（由原始社会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民族）、绵长的边境线及优良的资源禀赋与开发不足之间诸多元素相碰撞，就会悄然引发一场深刻的历史性变革。”卫星说。

科技与扶贫

“林下中药材有机种植”（下文简称“林下三七”）是落户澜沧县竹塘乡大塘子村的科技项目。当地村民喜欢将“被选中的原因”归功于淳朴的民风和一次偶遇。

2016年的雨季和往常一样。降雨过后，牛车专用的村路变得更加泥泞，有时需要铺些干草在轱辘下面才能驶出泥潭。与往常不同的是，几位村民顺路帮忙把一辆陷入泥地中的黑色轿车推了出来，车里坐着中国工程院院士、云南农业大学名誉校长朱有勇。感慨于当地百姓的热心与淳朴，朱有勇决定将“林下三七”的科研成果落在大塘子村，帮这里的村民先脱贫。

科技扶贫是国家科委于1986年提出的一项在农村进行的反贫困举措，其宗旨是应用适用的科学技术，改革贫困地区封闭的小农经济模式，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商品经济发展，加快农民脱贫致富。

2015年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并要求扶贫开发路径由“大水漫灌”向“精准滴灌”的精準扶贫方式转变。中国工程院定点挂钩帮扶的对象之一就是澜沧县，据中国工程院官网介绍，将重点从“科技”“教育”“信息化”等三个方面对澜沧县开展精准扶贫工作。

澜沧县少数民族众多，世居的少数民族有拉祜、佤、哈尼、傣等8个，占全县人口的近八成。其中拉祜、佤、布朗3个民族生活的区域均为“直过区”。

“因为没有横向比较，与过去相比，他们现在有肉吃、有酒喝就感觉已经很富足了。”在朱有勇和卫星看来，直过区百姓“小富即安”“小富即满”的思维是脱贫最大的阻力。同时，直过区普遍受教育程度低，澜沧县人均受教育程度只有6.4年，基本只有小学毕业水平，大部分村民不会讲普通话，难与外界交流。此外，落后的交通也让外来投资经商的人望而却步。

5月23日，云南省普洱市澜沧县竹塘乡蒿枝坝村，技术负责人指导拉祜族民众剔除三七病株。

2015年11月，中国工程院派员到澜沧县考察，加上同行的中国科学院人员共7位院士，60岁的朱有勇成了最“年富力强”的人，其余的院士年纪最小的也有76岁，定点扶贫的任务就这样落在了朱有勇肩上。又经过两个月的考察，他最终选择了竹塘乡大塘子村和蒿枝坝村作为扶贫点。

“这两个村组都是直过民族拉祜族，一个在禁止伐木的林地，另一处山地农田冬季闲置，贫困程度都比较深。”朱有勇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大塘子乡干守着成片的思茅松树林，却没有经济效益。蒿枝坝村雨季种植水稻和玉米，到了旱季，田地基本荒芜。

“他们有资源，但没有技术和产业，更没有商业思维，贫就贫在这了。”朱有勇分别在两个村组试点了“林下三七”和“冬季马铃薯”两项科研成果，利用闲置林地、田地产生效益，继而脱贫。

村里的“院士指导班”

2017年3月，在大塘子村试种3个多月的一亩三七已经出苗，并陆续移种到思茅松的林间。

这种高达十几米甚至几十米的松树因退耕还林和生态政策而得到保护，遍布大塘子村7000多亩的山地上。思茅松遮挡了90%的光照，地面几乎寸草不生，不过，这些“劣势条件”配合当地的海拔（1500～1900米）、坡度（5～40度）、朝向（背阴）、土壤（有机质含量7.1%～11.2%），刚好适合三七等名贵药材的生长。

“松下有500多种微生物，其中有100多种是抗病的。”云南大学植物保护学院研究生龚加寿解释说，他从2017年5月起，在示范点驻守了半年。云南地道的三七是种在田地问的，外面罩遮光棚，里面还要铺上松针，这样的传统已有几百年，“但我们用科学解释了其中的原理。”龚加寿说。

三七生长最大的挑战就是病害，其中一种常见的眼斑病，病原菌在有水环境下持续4小时便会从叶片背面气孔穿进去，并快速传染。“但我们不能把这么细致难懂的东西教给农民。”龚加寿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他们只要教会当地人认识这种病害，发现之后马上将叶片摘除，然后在四周撒上生石灰消毒，就够了。

在竹塘乡蒿枝坝村，村委会为朱有勇和他的科研团队建了一座科技小院，二楼住人、一楼上课。2017年9月起，不知何为“院士”的村民在这里上起了“院士指导班”，朱有勇亲自面试招收了来自20多个乡镇的240名农民学生，开设了冬季马铃薯（冬早蔬菜）、林下三七、中药材资源和家畜养殖四个班。

“全县脱贫，靠几个科技示范点是不够的，要把技术教给农民，让他们自己种。”朱有勇说，整个科研团队50余人手把手教农民认识作物、种植、除病虫害，最后还要教村民将产物分级、装箱，“这是一整套的农业产业模式”。

招生的硬性要求是能听懂普通话、善于交流，并有一定影响力，能带动亲戚朋友一起种植。“这一切都是为推广做准备。”据朱有勇介绍，种植“林下三七”的大塘子村今年已经脱贫。

2017年10月，三七的一亩试验田成功后，又在附近两座山上推广到了350亩。“院士指导班”的农民学生从科技小院学会技术后，带着分到手中的种苗来这里试种，每人一亩地，试种成功后再在自家林地推广。

今年4月，第一届“院士指导班”全部学员顺利毕业。与此同时，习得技术的学员已经在全乡将“林下三七”累计推广到了1000亩。据澜沧县林业部门调研，全县有50余万亩思茅松林，其中适合三七生长的有40余万亩，按此计算，全面铺开将有20亿元的产值。

“但又不能这样简单计算。”龚加寿补充道，三七的种植存在“连作障碍”。一拨三七生长后，其土壤环境发生变化，导致再在同一片土地上种植同样的作物，出现病害率增加、产量和品质下降等情况。

目前的解决办法，就是在收获三七之后种植重楼、白芨、黄精等其他种类药材以缓解连作障碍，或是采用生物技术改善土壤微生物群，“不过，这两种办法都还在研究中。”龚加寿说。

“扶志”和“扶智”

在诸多外力推动和经济诱惑下，目前竹塘乡已有一半的农户参与到“林下三七”的种植。2018年3月，作为全国人大代表，朱有勇将澜沧县的冬季马铃薯带到了两会现场推广，全国的蔬菜经销商几乎都看到了，但澜沧县竹塘乡的村民还没有全部被带动。

“传统的生活惯性和有限的知识积累，使村民难以预料风险。”澜沧县宣传部门工作人员介绍说，眼下知足而没有积蓄，很可能因为一场大病而返贫。

“最难的是转变当地人的思想，”普洱市委书记卫星说，“扶贫首先是‘扶志和‘扶智，普洱是一个多民族、边疆地区，相较发达地区，这里的农村尤其是偏远民族村寨人口素质不高，市场意识不足，要让村民从‘看热闹到‘紧相随，通过科技转变生产方式，提高经济效益，先达到思想上的转变，从而激发他们的内生动力。”

普洱市政府还将禁毒防艾、基础教育、脱贫攻坚等政策翻译成拉祜语，广播给村民听，小喇叭、家庭课堂、村民大会等广播节目都会覆盖，不懂普通话的拄拐老太太都能说几句“政策话”。“这是一场声势浩大的社会运动”，普洱市政府一名工作人员说。

资本和商机沿着公路深入到沿线的村庄中。在澜沧县上允镇竜浪村千岗村民小组，来自山东寿光的蔬菜商汤树德正在建造反季蔬菜大棚，计划中100亩的冬早蔬菜基地目前只建设到1/4，大规模种植的计划并不像理想中那样顺利。

当地村民的排斥是他遇到的第一个难题。由于此前被其他商家忽悠过，当地傣族村民对外来商人抱有警惕;反季蔬菜所使用的有机化肥，也犯了当地人“顺应自然”的忌讳;最核心的问题是土地，老百姓担心把地租出去，没有成效，最终收不回地租（目前每亩1500元/年）。

政府在商家和村民中协调数次，目前终于开工搭出了25亩蔬菜大棚，不过，全组五六十户村民，只有十几人愿意前来帮忙，大多数还在观望。

按照当地政府对扶贫项目的预期，采用山东先进的大棚技术，带动当地农业产业，未来100亩蔬菜大棚将种出品质高、成本低的反季蔬菜，然后高价销往全国。现实情况是，今年3月开始种植的茄子、番茄、黄瓜等蔬菜，5月底开始收获，目前主要针对上允镇市场，最多到达澜滄县。

“目前的规模太小，产量还装不满一辆货车，更不用说运往全国。”汤树德坦言，土地和资金的短缺都是暂时没能达到规模的原因，在闲散的少数民族村落，拉一根电线都要奔走一个月，这样的效率让汤树德“反季蔬菜规模生产”的美梦险些破灭。

镇政府希望留住脱贫产业，与其他“科技扶贫”项目一样，采用“企业+合作社+农户”的运营模式。不过，政府的帮扶力度有多大、企业要解决多少就业，这些暂时都还没落到纸面。有的地方只是将“科技扶贫”作为一种尝试。酒井乡勐根村2016年11月起，在中国科学院的帮扶下，利用70亩冬闲田种植竹荪（一种食用菌），但由于不得要领，到了第二年5月，收成并不理想，好的亩产1吨，坏的只有二三百公斤/亩，因此到了去年冬天，大家宁可让水稻田闲着，也没有再种。不过，勐根村今年年初已经通过其他办法脱贫了。

普洱市辖10县（区）、103个乡镇、994个行政村，在卫星看来各村各有特色，澜沧科技扶贫经验示范引领作用，并不是要在每个县都推广冬季马铃薯和林下三七，而是“一县一业、一村一品”。目前已经初见成色的有思茅区的铁皮石斛、宁洱县的山核桃、江城县的澳洲坚果和沃柑、孟连的牛油果等。

不过，历来自上而下的产业项目，最难的就是如何可持续发展。“不论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风险都是存在的。”卫星说，自下而上，老百姓可能并不了解外部市场，而集中力量调研市场信息，却是“自上而下”的优势。

“利用科技发展绿色产业，解决的不是眼下的收入，而是长远的产业规划、民众的经济保障”，卫星认为，“这也是普洱因地制宜夯实贫困人口脱真贫、真脱贫的关键。”

普洱市正在建设首个国家绿色经济试验示范区，绿色发展是该市的主题，也就成了当地产业规划的核心。“脱贫攻坚是从历史中走来的决战。这些一个一个的绿色产业，不仅是普洱‘绝不让一个少数民族掉队的脱贫之路，也是普洱党委和政府扎扎实实，带领各族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共同奔小康的基础”。

卫星说，“一切按照脱贫的时间规划走，但植入科技基因的绿色产业不会因为老百姓成功脱贫而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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