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10时半，朱有勇准时出现在生物多样性国家工程中心的实验室门口。白色短袖衬衫，黑裤子，朴素整洁的他和这个环境很合拍。
    刚刚面试完博士生，朱有勇看上去有些疲惫，可当门口的学生纷纷和他打招呼时，他还是很自然地露出了微笑。
    从1982年留在云南农大任教，直至在这儿成为云南首位农业院士。30年的时间，让朱有勇成长，也让他领导的生物多样性国家工程中心和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从无到有，成长为国内相关领域最著名的团队之一。
    和朱有勇团队一起回溯那些艰难但有趣的研究岁月，共同的感慨：是一个人永不言弃的30年，带来了一个科研团队持续十数年的辉煌，圆了一群人成才的梦想。
    一个人的成长
    【朱有勇声音】
    记者：搞农业科研很累吧？坚持30年不容易。
    朱有勇：农业科研最有意思，我要是10天不下田走一走，就会觉得不舒服，哪里还会觉得苦。
    记者：又是院士又是校长，还是博导硕导，有公务有社会活动还有科研，时间怎么安排？
    朱有勇：不管头上戴了几顶帽子，科研才是老本行。所以，我必须安排一半以上的时间在实验室和田里，这样心里才踏实。
    记者：你的成功和团队有关系吗？成功的个人在团队中要扮演什么角色？
    朱有勇：任何一个科学家的成就，都是在团队的共同努力下取得的。所以，我的成功不是我个人的成功，而是整个生物多样性研究团队的成功。
    记者：最快乐的事是什么？
    朱有勇：和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坚持不懈地朝着一个目标迈进，不断出成果，不断服务云南农业。
   【深读】和朱有勇的谈话很有趣，一问一答中，你能深切感受到他脱胎于泥土的情感，成长于土地的智慧。
    “说起来很简单，我的科研就是为了解决一个问题——找到不依赖化学农药就能控制病虫害的方法。”回想起叩响科研大门的初衷，朱有勇有说不完的小故事。
    “1986年，我在石屏宝秀镇做田间调查，看到农民的稻田里，除了常规的杂交稻外，还在田埂上种了些糯稻，整片田里竟然没有病虫害。这个现象让我很吃惊，就想通过科学的方法重复出来后进行分析。”让朱有勇没想到的是，这个意外发现带来的重复试验一做就是10多年。直到他从云南去到澳洲，才恍悟问题所在：田间小区试验难以成功，大面积种植才能看出效果。
    1996年，留学结束的朱有勇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回国，他要回云南，要在这里的土地上找到答案。带着20万美金的项目资助，朱有勇在建水县、石屏县的乡镇开始了大面积的3年试验。从第一年的2500亩到第二年的1.2万亩，再到第三年的5万亩，万亩放大试验，近千次的试验研究，确证了作物多样性时空优化配置，是有效控制病害的新途径。2000年，朱有勇这一耗时十余年的重大科研成果发表于英国《自然》杂志，引起全球关注。西方科学家盛赞：“这个方法只有东方人想得出来，这是东方人的智慧。”
    这个研究让朱有勇声名鹊起，也坚定了他在云南继续深入从事生物多样性研究的信心。“和国外、国内先进发达地区相比，在云南搞科研或许会有一定局限性，但云南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却是任何地方都不能比拟的。如果能克服困难，因势利导，在这里一定能做出最好的成绩。”接下来的10多年，朱有勇的科研想象无限延伸，从粮食作物到经济作物，都在他的生物多样性控病技术中受益。
    怀着对农业科研永远好奇的“童稚”之心，对云南农村关注热爱的赤子之情。30年间满怀希望地行走在云南广大农村，发现一个又一个有趣现象，破解一个又一个该领域的科学难题。而这一个人寂寞且快乐的行走，也是一个科研团队成长中最精彩的里程。
    一个团队的辉煌
   【团队声音】
    “你坐飞机去昭通时，如果有心情俯瞰脚下的土地，一定会看到这样的风景：绿色的玉米地里夹杂着紫色的马铃薯花，铺天盖地一大片，非常的美丽。这就是我们的生物多样性混栽技术应用的成果，在昭通，共有400多万亩的土地使用了这项技术。”
    “弥勒的葡萄快熟了，每年这个时候心里都挺高兴的，给‘葡萄打伞’的科学方法，解决了我省葡萄产业发展中的关键难题，无论多长的雨季，红河的葡萄都又好又甜。”
    “元阳哈尼梯田的红米为啥百年一种不退化？团队科研会有给出答案的那天，而这个答案对水稻育种将会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深读】在科研人员你一句我一句的描述中，无意中透露出这20多年来团队取得的不俗成果。
    1996年回国的朱有勇拿到第一个国外资助项目，带着一群人开始病虫害研究。“那是非常艰难但也非常令人怀念的一段时光，整天整月泡在乡下，几个地方马不停蹄地奔波。从没想过做不出成果怎么办，只是凭着对朱老师和这个研究方向的信任，对事业的热爱坚持着。”和他创业之初便走在一起的李炎说到团队的成长感慨万千：“团队成立之初只有几个人，后来发展到30多人，直到现在的100多个人。从最初的单纯病虫害研究，拓展到领域更广阔的生物多样性研究，团队这20多年成长得不易。”
    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几人研究小组成长为国内数一数二的领军团队，是近30年来科研领域不断拓宽，科研成果从未间断的累积。上世纪80年代，他们从验证确证了作物多样性时空优化配置控制病害的新途径；接着，他们揭示了作物多样性控制病害的机理，为技术创新提供了科学依据；再然后，他们技术创新，进行品种搭配，建立了一系列作物多样性控病增产新技术，并实现了在国内国外的上亿亩推广应用。
    从土地和传统中获得启示，并最终回归农村和土地的科研成果拥有旺盛的生命力。团队的稳健成长既来自于国内同研究领域科研同行的认可，更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和农民的肯定。云南是马铃薯种植大省，每年5月栽下的马铃薯一进入雨季就会遇到严重的晚疫病，所以单产并不是很高。在政府大力助推下，应用团队的作物栽培多样性技术，云南的马铃薯从每年的5月播种改到了3月播种，并和玉米混栽，即使进入雨季，晚疫病也不会出现，单位面积产出高了许多，收入提高的农民对这项朴素的技术交口称赞。也正因此，团队除两次获得国家“973”重大科技项目支持外，还先后得到国家“863”项目、重大高新技术项目及国际合作项目等20多个项目的支持，这在云南并不多见。
    10多年来，朱有勇和他的团队建立了12项作物多样性控病技术，并在我国11省市累计推广上亿亩，取得显著社会经济效益，还远渡重洋，在南亚、欧洲、澳洲、美国等地大显身手，推广应用，获得国内外多个科技奖励。
    一群人才成长的摇篮
   【学生声音】
    “还在上学时，就天天听老师讲云南农大朱有勇教授在《自然》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毕业后我就想不如回云南，参加朱老师的团队。这个选择是对的，和同学比起来，我是成长最快的，全班同学中，目前只有我一人做到了独立承担科研项目。”
    “我是慕朱老师名而来的，从黑龙江农科院到云南农大，我想在朱老师这儿学到更多。我坚信，做植物病理的博士后，来云南，来朱有勇团队天地最广阔。”
   【深读】在生物多样性国家工程中心转一圈，你会听到不同人迥异的成长故事，但故事的背景都离不开一个人和一个团队。作为生物多样性国家工程中心首席科学家的朱有勇，是这个团队的灵魂人物。中心承担的科研任务很多，朱有勇愿意把这些项目更多地交给同事和学生去做，他定方向、出主意，全力参与。他的放手给了后来者和年轻人信心、成长与成功的机会。
    李成云是2004年加入到研究团队的，他离开原来的科研单位本意是到省外寻找发展机会。得知消息的朱有勇找到他，极力主张他留在云南，加入团队，并保证一定会给他发展空间。到团队不久，朱有勇就将葡萄研究项目交到了他手上，在朱有勇和团队一帮人的共同努力下，该项目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给葡萄打伞”的科研成果使滇南一带的葡萄再也不受雨季困扰。因为这个项目，李成云一举成名，而接下来一个又一个科研项目的承担使他成长更为迅速。2009年，他获得云南省第二届兴滇人才奖。
    和李成云一样，朱书生的成长也颇具代表性。这位1979年出生的年轻人，慕朱有勇之名从北京回到云南。刚到的第一年，就承担了省里的科技攻关项目，在同学中成为承担科研项目负责人的第一人。才30出头的人，就已是农大植病系副主任，工程中心负责人之一。“我很庆幸加入到这个团队，是这个全国一流的平台让我成长成才。”
    当各方赞誉如潮水般涌向朱有勇和他的团队时，他仍然谦虚朴实一如既往：“没有天时、地利、人和的完美融合，我们不可能成功。天时是省委、省政府人才战略的实施以及长期对我们团队的大力支持，地利是云南独一无二的地理优势，人和是农大团结进取的团队精神。只要这个团队记住自己的使命，不辱使命，为云南乃至中国农业持续作出贡献是有可能的。”